-高雄醫學大學 林志隆副校長-
心頭肉・再飛翔
原是父母心頭肉,怎堪腦傷日夜磨。
愛意無窮陪你走,但祈天使再飛翔。

剛結束一台常規腦部手術,正準備一如往常到手術房門口與家屬做術後解釋。那是一種熟悉的場景:焦急的家屬緊張地趕了上來,聽到手術順利完成,那種「終於熬過了」的喜悅由然而生。
就在我努力用最清楚、最溫柔的方式,把專業翻成他們聽得懂的語言時,手機鈴聲忽然響起。
總醫師的聲音急促得像在追趕時間:「老師,急診室外傷科急照會,一位十個月大嬰兒,腦部影像很不好……」
我把最後一句解釋收好,望著眼前仍背著沉重心事的家屬點頭致意。心裡明白:這邊的焦慮剛放下,那邊的生命正在跌落邊緣。醫者的腳步,常常就是在兩個世界之間奔跑——一邊是希望慢慢亮起,一邊是黑暗迅速湧來。
我快步趕到急診室。
一個不到十公斤的身體,承受了不該承受的事
到了急診外傷科,眼前是一個十個月大的嬰兒——小安。
他太小了,小到你會不自覺把聲音放輕,怕驚擾他的呼吸;小到那些本該屬於大人的儀器與管線,鋪滿他身上時,看起來像一張過於沉重的網。
氣管內插管、鼻胃管、導尿管、注射管線……監視器的數字像一排排冷靜的語言,卻在每一次心電圖的跳動聲裡,敲出催促與危急。
外傷科醫師簡短地說明病史:
小安被發現嗜睡、意識受損與嘔吐,緊急從外院轉送到急診。白天主要照顧者是保姆。外表沒有明顯外傷,但腦部電腦斷層卻清楚顯示:蛛膜下腔出血、硬腦膜下出血,大量血塊形成巨大腫塊效應。右腦嚴重水腫,壓迫左腦,腦幹功能受損,孩子陷入昏迷。
我拿起眼底鏡,輕輕扳開那緊閉的小小眼皮。透過眼底鏡面,我看見視網膜出血——那是劇烈晃動造成玻璃體牽扯的痕跡,像在眼底留下無聲的求救。
臨床表現、影像學和神經學檢查交疊起來,答案越來越清楚,卻也越來越沉重:
小安罹患「嬰兒搖晃症候群」(Shaken Baby Syndrome),屬於受虐性腦傷的一種,卻常常在外表看不到明顯外傷。
那一刻,我的心裡浮出一句話:
哭不是孩子的錯。
他只是用哭說「我不舒服、我害怕、我需要你」。
可有些大人,卻用失控回應了孩子的求生。
開顱那一刻,空氣都在等待上帝回頭
我和焦急到發抖的小安父母與阿嬤快速解釋、討論。時間不能浪費,血塊與腦腫脹正把生命往下拖。最後,我們立刻決定:緊急開顱減壓。
開刀房收到通知後馬上準備:開刀房加溫、調整環境、備齊兒童器械。護理團隊身經百戰,但面對一個十個月大的孩子,誰都不敢大意。偌大的手術台與他小小的身體形成刺眼的不對稱;那不到巴掌大的頭顱,卻承載著比任何成人更脆弱的命運。
麻醉完成後,我下刀。
每一刀都必須嚴格控制出血量,因為孩子的血容量太少,一點點失血都可能導致休克。頭蓋骨打開後,腫脹的腦組織立刻膨出,像被迫擠出狹窄牢籠的柔軟生命。
在顯微鏡下,我們小心翼翼清除血塊——要清得乾淨,卻不能再造成額外傷害。當減壓完成,腦仍沒有明顯脈動。
那一瞬間,空氣像凝住了。
每個人都在等一個訊號:等孩子的腦願意再一次說「我還想活」。
我常覺得,手術不是單純的技術堆疊,它也是一種祈禱——祈禱時間慢一點,祈禱血止得住,祈禱腦有機會再醒來,祈禱上帝願意為他再開一扇窗。
或許上帝回應了我們,或許小安也想回到父母的懷抱。
漸漸地,腦開始出現微弱的脈動。
那一口氣,整個團隊都鬆了。
不是喜悅,而是一種「終於沒讓生命立刻滑走」的釋然。
告知家屬:醫師最難開口的那一段話
手術完成後,小安的高顱內壓逐步下降。我的心還沒從剛剛那段高張力中回復,就得立刻面對下一個關卡:如何把結果告訴家屬。
對上一位手術病人而言,術後解釋可以帶著希望;但對小安而言,就算救回一口氣,也仍處在危險邊緣。
我看著小安父母與阿嬤,只能先說明最重要的事:
血塊已清除,顱內壓暫時比較下降,但因腦腫脹嚴重,切下的頭蓋骨只能暫存骨庫,未來若狀況允許,再擇期手術放回。
我沒有把所有殘酷的可能一口氣說完——因為家屬的心已經碎得太多,言語再重,只會把他們推進更深的絕望。
但我心裡明白:即使存活,孩子也可能留下嚴重的神經學後遺症。
那一夜,我想到「父母心中的一塊肉」這句話。
孩子不是一個病例,不是電腦斷層上的影像,不是一串顱內壓數字——
他是父母血肉的一部分,是放不下、割不掉、替他痛也替他哭的那塊肉。
加護病房的日子:每個數字都牽動所有人的心
小安手術候住在小兒加護病房的日子,像被許多天使圍繞。
顱內壓監視器的數字牽動每個醫護人員的神經;每一次探視,我們都像在閱讀一封生命寫來的信——今天多了一點反應嗎?瞳孔是否縮小?對光有反應?四肢是否有更好的動作?癲癇是否控制住?血壓是否撐得住?
會客時間,我一次又一次向父母與阿嬤解釋病情。
那不是簡單的「好或不好」,而是一段漫長的等待:等待腦腫脹退,等待腦幹功能恢復,等待他能離開呼吸器,等待他再度醒來。
對十個月大的嬰兒而言,哭鬧、喝奶、翻身、爬行,本該是最自然的日常。可在小安身上,這些變成需要用全身力氣去爭取的「奇蹟」。
終於,在醫療團隊努力下,小安脫離險境、拔除呼吸器。也度過了肺部及泌尿道感染的危險。癲癇的情況也漸漸消失。
他開始有些反應,但左手左腳仍無力。即便如此,每一個小小進步,都足以讓醫護與家屬在疲憊裡得到安慰:至少,他還在往前走。核磁共振確定腦部已經不再腫脹,我們又實施第二次手術把那移除的頭蓋骨再補回到小安的頭上去,雖然沒有完全補齊,但至少沒有那麼大的缺失。
復健之路:一步一步,都是愛的重量
復原期的日子沒有戲劇化的轉折,只有無數次的練習、等待與陪伴。
小安開始學走路,那真的是「舉步維艱」:坐在學步椅上努力奮鬥,跌倒、再站起來;父母耐心引導他用左手練習拿東西——那隻力量不足的手,像被命運偷走了一部分功能,但父母不願放棄。
在眾人的期盼下,小安出院了。
他隔一段時間回門診一次。每一次回診,我都看見他多了一點點進步,有時只是很細微的改變:走得更穩一點、左手能多抓住一秒、眼神更專注一些。但對家屬而言,那些細微的改變,都是一天一天熬出來的光。
最後一次在幼兒期看到他時,小安已兩歲多,能走路但不太穩,左手偶爾能做些動作。看著他天真活潑的笑容,我心裡一方面高興,一方面酸楚——因為我也看見那份不靈活仍緊緊跟著他。
他的每次回診,都讓診間充滿希望與笑聲。
我們都期待下一次,他會再帶來更大的驚喜。
八歲再見:上帝為他開了另一扇窗
後來,小安有一段時間沒有固定回診。
診間少了他的笑聲,也少了那份「一起等奇蹟」的期待。但我偶爾仍會想起他:他是不是上幼稚園了?是不是上小學了?是不是能像其他孩子一樣跑跳、甚至調皮搗蛋?
直到上個禮拜,媽媽與阿嬤帶著他回來。
門一推開,小安走進來——八歲,是一個小男孩了。
我第一眼看到他兩手靈活地動作著,心裡瞬間明白:
他很努力,也真的走過來了。雖然仍有些動作不便,但對他已不再是巨大困擾。
母親與阿嬤的表情不再像當年那般焦慮,卻仍藏著幾分擔心。
這次回診的原因是:小安在學習上遇到困難,專注力不集中,需要特別的學習協助。
我可以想像他們這些年的努力與用心,也能體會那份疲累:
不只是照顧身體,更要照顧學習、情緒、未來——每一步都是不簡單的長跑。
但我也看見,他們眼神裡始終有一種力量:永不放棄。
不是盲目的樂觀,而是帶著愛、帶著責任、帶著「我們陪你」的決心。我跟小安說,可不可以讓醫生爺爺摸一摸你的頭,他點頭示意可以,我小心翼翼的觸摸那一個八年前我曾經拿掉頭蓋骨的頭,我知道我也摸到了,小安頭骨上仍有一塊頭蓋骨的缺失存在,生命的歷程烙印在他的頭蓋骨上,時間過去了,修補雖然持續,但總是有一塊無法彌補的遺憾,就如同那一塊缺失的頭蓋骨。這些年來父母親一定很小心的在保護他,免得這一塊的缺失造成他另一個遺憾。
我請小安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,再寫一句「新年快樂」。
他很用心,一筆一畫慢慢寫出來。那一刻我心裡很安靜:
生命真的有韌性。
上帝不一定把所有窗都打開,但會在某一個時刻,讓光從另一個角度照進來。
小安離開診間時,我跟小安媽媽說:等小安再長大一點,我們還是會把那一塊缺失的骨頭補回去,希望補足這一塊缺失,能夠盡量讓小安減少一份遺憾,也能更健健康康快快樂樂的長大。
小安還要為他的未來繼續努力走下去。
你是多少人的努力、多少人的愛,才走到今天。也許學得慢一點、走得慢一點、反應慢一點,但我們在你身上看到了奇蹟,也看到了愛最真實的樣子。
不是孩子的錯:願每個孩子都被溫柔接住
我常想:這世界上,究竟還有多少嬰幼兒遭受同樣不公平的對待?
也許是無心、是無知,是一瞬間的失控;也可能是長期的兒虐。
但無論原因是什麼,都不該由孩子來承受。
孩子只是孩子。
他們哭,是因為需要;不是故意,更不是罪。
他們是父母心中的一塊肉,是割捨不了、放不下、看一眼就心疼的那塊肉。
我衷心期盼:
天底下的每一個孩子,都能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地長大。
這個世界,應該屬於你們——也應該更溫柔地擁抱你們。
後記:什麼是「嬰兒搖晃症候群」?
嬰兒的頭重、脖子還撐不住。當大人用力前後搖晃時,孩子的腦會在顱內被迫來回晃動,血管可能因此被拉扯破裂,造成腦出血、腦腫脹;有時連眼底也會出血,影響視力。最讓人心疼的是:外表未必看得到傷,但腦內的傷害可能已經很深,甚至留下長久後遺症。
如果搖晃造成傷害,在醫療與法律上都可能被視為兒虐,因為孩子沒有任何自我保護的能力。
照顧者若真的快要撐不住,請先把孩子放在安全的嬰兒床裡,讓自己停一下、喘一口氣,立刻找家人朋友接手或求助醫護與社會資源。
求助是負責任;失控,可能是一輩子的遺憾。